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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猫猫”调查,边民个人声音(1-5)
阅读(2856) 评论(7) 发表时间:2009年02月21日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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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签: 政府 躲猫猫 边民 网民 真相
 
 

自有互联网以来,2009年云南终于向“网络语文”贡献了一个超级流行词语“躲猫猫”。当这个词语几天前出现在某著名网络论坛上时,作为老网民我一见就乐不可支,一边笑一边想:它肯定会象“俯卧撑”一样被网民狂热追捧,迅速风靡全国。因为它巨幽默超雷人,指向的故事匪夷所思,让你想象力几乎崩溃。果然,不管论坛、博客还是QQ、MSN,只要“躲猫猫”三个字一出,网人无不心领神会手起键落,一场汉语新新语法大赛活动燎原开来。跟帖每天以万个为单位添加,修辞每天以前所未见的表现力不断创新。

作为舆论台风中心的云南,政府和民间对此如何回应呢?出人意料的事情发声在2月19日午后,云南省委宣传部向网络发布了一个简短公告,“向社会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4名,作为调查委员会成员参与调查躲猫猫事件真相”。我在网站工作,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公告,立即第一时间报名。为确保不被“水”,我在电话里强烈要求省委宣传部新闻处接听电话的人记录下我的手机号码和拨打时间,以备查询。当时打的主意:如果我落选,我倒是要找上门去查查在我前面报名的都是谁谁谁,发现不公平猫腻,我铁定了要网上披露。
晚上10点后,省委宣传部在网上公布了入选名单,有我一个,4个网民代表增加到8个。
在报名与入选的几个小时里,全国网站纷纷发布了这条云南新闻,评论与跟帖自又是热闹成一片,什么怪里古董的说辞都有。本来我也忍不住嘴痒想发帖议论一番,但考虑到我可能入选,乱说乱讲有悖于作为一个调查者客观中立立场,只好作罢。

为什么有那么多跟我同样热心的人报名参与这件事呢?各人想法肯定不尽相同,我只说我自己吧。我首先是好奇,一个年轻力壮大伙子在看守所里跟别人玩个“躲猫猫”游戏怎么就一命呜呼了呢?云南人对“躲猫猫”这个词都熟悉,北方话叫“捉迷藏”,一般是小娃娃才玩的低级娱乐游戏。可以想象,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玩躲猫猫玩出人命来,怎么可能不叫人浮想联翩?有千般怀疑万种猜测都成了正常。好奇就想知情,与其让别人来告诉我,如果我有机会亲自去调查一下,何不我首先亲自满足自己好奇心和知情权呢?大家都不太相信“躲猫猫”的说法,因此就都希望能有官方、警方之外的力量介入调查,我有机会参与为什么要放过?我也是一个公民,我关注另一个公民奇怪的死因,因为他的遭遇可能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倒不是说我等8个网民代表就真能查清什么真相,起码我没那么自负,我深知自己对刑侦技巧一窍不通,破个老鼠被猫吃掉的案都破不了。但我常识还是有一点的,普通人的良知还是不缺乏的,我可以把我去调查所看到听到的如实告诉大家,高人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专业的科学分析判断,满足更多公民知情权。

既然晋宁警方给出的“躲猫猫”答案不被舆论和社会接受,那么它就该退出、回避,转移给能相信能接受的组织、机构来调查并判断。目前这个“联合调查委员会”的8个民间人士来自政府之外的各行各业,我个人理解这个组织虽然临时,也不是随便去溜达一圈那种,它对舆论对公众是负有一定负责的,有很大的道义压力逼迫它必须负责。我在想,我没能力破案,好歹要对得起自己的智商和良知,不至于背负道义十字架喘不过气。而要做到这点,除了尽量利用机会调查之外,那就是把看到听到的告诉大家。

有人说这是政府在作秀,意思是表演、作作样子甚至带有欺骗性,你几个所谓民间人士不过是去配合政府愚弄公众。我觉得这未免太偏激武断,你怀疑我的人品,我还怀疑你的智力呢。没调查之前,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什么结果,有人就迫不及待下结论,你超人啊。对于不管事实如何、也不考虑逻辑是否合理就能得出斩钉截铁结论的人,我向来仰慕得很。因为把偏见当做一种信仰执着坚持特别不容易,需要相当的毅力勇气外加弱智,这些,我一概缺乏,不佩服绝对不行。

我也认为政府有作秀之嫌,但我理解的作秀是形象包装自我宣传,在人人都需要作秀的时代,政府应该作得更好才对。云南“两会”上提出2009年是打造“阳关政府”之年,随即省府就出台了配套的“四项制度”,其中一个制度是针对“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或应听证或应公示、通报、供查询。几天前我还写文章建议省府赶快把实施细则尽快制定出来,能量化能流程化的赶快做出来。恰好,政府根本无法预料的“躲猫猫”事件突发出来了,完全符合“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事项”标准,考验的时候到了。从政府不按惯例通过传统新闻媒体发布公告和征集代表而是选择网络来看,很可能就是因为事发突然,急着要回应舆论以履行“阳光政府四项制度”承诺。什么人会来报名难以准确预判,入选者会怎样口无遮拦同样无法预知,4个名额临时增为8个更添冒险性,一切看去都显得仓促、不严谨。政府鼓足勇气第一次如此“作秀”,失败与成功真不好说,没见过哪个省有此先例。一个西部偏僻省份敢为人先主动使出新招真的令人很意外,自发出公告哪一秒起,它实际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去,退回去就失信于天下,退回去就被“阳光”二字打入黑暗。

了解了我加入了“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原因和过程,接下来自然也会知道进程和结果,各新闻媒体都会报道,我自己也会在网上发布。我也退不回去了,退回去就成了我跟读者“躲猫猫”,小时候玩过,不危险;但现在有事实证明这种游戏危险性极高,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说。那么,不玩躲猫猫必然是我的明智之选。

(写于2008年2月19日之夜)

 
 
2月19日晚,确认自己入选“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网民代表”之后,我将手机闹钟设置在6点半。2月20日早晨7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云南省委门口。我是第一个到达的“委员.代表”,省委门口除了执勤武警,不见任何一个认识的面孔。坐在公交站台椅子上打开电脑,开始今天的第一句记录。
刚写了几句,一个《华商报》记者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进行采访。随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委员”陆续出现,相互介绍起来。来得比“委员”还多的是省内外媒体记者,照相机摄像机响成一片。一个有军官军衔的警官过来严肃询问我:“你们是干什么?为什么在这里拍镜头?”我回答:“受省委邀请来这里集合,准备乘车去别处。具体情况请向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龚非处长核实。”警官找到龚处长之后没再来询问。
省委安排了两辆中巴车,却不安排什么人坐哪辆车。我觉得“委员会”到底该调查些什么,行程流程如何都不清楚,需要共同商量形成集体共识才行。便与“主任”风之末端商量:调查委员会必须统一坐在一辆车上举行一次集体民主会议。我们两个“主任”遂大声招呼“委员”汇集到一辆车上。汽车一开动,我和风之末端就立即组织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经过委员各自发表意见并相互有所争论之后,把大多数委员达成共识的意见汇集起来拟定出我们认为直指核心的问题,也约定了作为一个临时组织所有成员应该遵守的基本“纪律”。例如:不得重复发问同一个问题以免浪费时间和挤占其他委员的机会,不得发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不得脱离委员会单独行动等等。
车至晋宁县公安局,委员和记者被共同安排到大会议。干坐了一阵,双方无话,不知如何开始。尴尬从双方相互介绍破局,我方“主任”风之末端提议对方通报介绍案件,然后由委员们发问质疑。对方(警方检方)的通报正如公众所知那样,并无新鲜信息。因着“副主任”身份,我抢得首先发问权。我的主要提问是:
1、被害人李荞明死亡后检察院就介入了调查,那么,检方的技术鉴定报告是否能提供给我们看看?韩副检察长的回答是:“鉴定报告还没完成,文本无法提供。”
2、李荞民监舍里是否有监控录像,如果有,能否将李荞明案发当天录像让我们看看?”晋宁公安局闫副局长回答:“没有。”

我方提出要进入监舍现场查看并会见致死李荞明的普华永以及与李同舍的其它犯罪嫌疑人。闫副局长当场向在场的“委员”昆明市公安局监管支队长郭斌请示,郭队长表示“特事特办”,同意我方要求。

其他委员的发问,实录如下:
    委员王新云:警方现在已经把死者等玩的游戏定性为娱乐性游戏,而不是施虐刑游戏?
    闫国栋副局长:经过对9号监室当时所有当事人目击者的调查证据显示,是娱乐游戏。
他们是在警察巡视之后的空档,擅自进行的。根据看守所的规定,在监室内被禁止的。确实要娱乐,比如打扑克,需要先向民警报告,在民警同意后进行。
    委员吉布:以前我听说,在看守所里,有一些新来人员受到先进来的人欺负,你们这里有这种情况吗?
    闫国栋副局长: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清楚,对于新入所得人员,我们是有措施的,1、我们有过度监室,对于新收押人员,在过渡监室里接受管教干警的教育,明白应该遵守哪些规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2、在监室,我们安装了受虐报警装置,就是一个按铃,在押人员一旦有事,可以按铃呼唤执法干警立即处置。3、每天早上,所有在押人员起床后,民警要对所人进行身体检查,就是把衣服掀起,手袖拉起,检查身体有什么异样4、管教民警可以对在押人员提到管教室单独谈话,询问了解其在监室的的情况。
    委员杨之辉:在李荞明事件之前,有没有过打架的情况?
    闫国栋副局长:没有过,在9号监室以前没有发现过
    委员杨之辉:这么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有没有什么措施防御他们之间起冲突
    闫国栋副局长:有,这个措施就是我们管教民警的真功夫,是我们看守管教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刚才说的4条措施就是,另外每天早上在押人员在天井里跑早操的时候,警察通过观察其体态动作,发现他身体是否异常,还有民警要和在押人员定期单独谈心,了解其在监所生活情况。当在押人员入所的时候,就告知他可以随时约见检察官,这些都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制度和经验。
    委员吉布: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看守所里有没有发现过有人玩类似的游戏?
    闫国栋副局长:在看守所,有危险的游戏是绝对静止的,特别是对视觉,听觉造成障碍的游戏,从我分管看守所工作以来,还没有发现过。
    委员王雷:我有三个问题,第一,受害人进了看守所之后的表现情况如何,第二,受害人死亡之后,公安局是在什么时间通知的家属,第三,公安局到目前来说,有没有要求火化死者遗体?
    闫国栋副局长:受害人从进入监所到死亡,共11天,这11天,看守所每天都有台帐记录,表现很正常。第二个问题:受害人还没有死亡,我们就通过办案单位昆明森林公安局通知家属,来到看守所,在民警带领下将受害人一起送到医院。第三个问题,2月13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法医对尸体解剖鉴定后,晋宁县公安局向死者家属发出了书面的尸体处理通知书
    委员王雷:这个处理通知书是什么意思?要求他们怎么做?
    闫国栋副局长:通知书是告知家属可以处理尸体
    委员王雷:通知书是不是强制性的?
    闫国栋副局长:按昆明市民政部门有关规定,在医院死亡的必须按规定火葬
    委员王雷:现在尸检结果没出来,如果死者家属将来对尸检结果不满意,他们要重新鉴定,火化了之后该怎么处理?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尸检鉴定作出后,必须要家属对尸检结果同意后,方能火化
    委员王雷:那就是说这个程序有瑕疵?
    闫国栋副局长:不存在,因为家属是不会火化遗体的
温星、能石匠等三委员说要在进入看守所之后才发问。

进入看守所的程序很严格,媒体记者被拒绝进入,“委员”才能进入。除纸笔之外,电脑、录音、照相、手机等其它物品均按要求交由看守所暂存。在民警带领下,我们沿着平时民警巡视的通道观察了整个监所,重点是李荞明被关押的9号监舍。监舍统一规格,里间是卧室长约6米宽约3米(目测),活动室(放风室)面积仅约6平米。这样一个空间,我们看到,少的关押有9个犯罪嫌疑人,多的12人(满员)。李荞明所遇害的9号监舍今天关押有10人,警方告知案发时该舍关押着11人。能清楚看清,但由于我们处于巡视通道并不能近距离细察。

查看完监舍之后,在看守所会客室我方提出要会见并询问致死李荞明的普华永,以及与李荞明当时同舍的其他人。韩副检察长立即发表检察意见:“会见不妥当,从办案侦查和看守管理角度看”。闫副局长表示:“接受检察意见,无法满足委员会的要求”。委员王雷表示:“委员会不能超越或凌驾于法律之外,可以理解和接受检方警方的决定。”

我方要求会见并询问案发当天值勤民警,警方表示同意。在等待被询问民警到来阶段,委员们传阅了看守所提供的一些书面资料并即时发问:
1、 李荞明被拘留入所时的身体检查表。体检表显示李荞明身高165厘米,体重49公斤,矮小偏瘦。而致死李荞明的普华永据警方介绍身高172厘米,体重72公斤。两人体量比较有明显强弱差异。
2、 医学死亡证明书(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证明书显示李荞明死亡时间为2月12日,原因为“重型颅脑损伤”。
3、 谈话笔录和登记表。登记表显示看守所民警最后一次对李询问笔录是2月6日。2月6日即李荞明入所满7天时。按照看守所管理规则,7天“过度期”满,羁押人如无异常情况将转为“正常巡视期”,不再每日进行询问笔录。2月6日询问笔录显示,警方问李荞明“在9所有无人打你?”李答“没有”。问“你在看守所给习惯了?”答“不习惯,想家。”我注意到2月6日询问笔录警方书写被询问者姓名为“李荞明”,而被询问人签名则是“李乔明”并摁有手印。警方解释说:民警按法定登记的姓名书写,有草字头。
4、 台帐。台帐记录显示,1月29日李父送来现金50元,1月30日送来毛衣一件单裤一条,李荞明随后均有领用签名。

在向案发当日值班民警询问过程中,我方再次提问“监控录像问题”,警方表示:李荞明案发现场“放风室”没有探头,因此没有录像。按照规定,监舍休息室(卧室)要安装探头,但探头的位置属于机密。韩副检察长再次发表“检察意见”:监控录像内容按照保密法属于保密范围。

离开看守所时,警方说晋宁县要安排委员们吃饭,我方表示感谢晋宁好意,但要自行解决。午饭最终AA制每人分摊36元。饭间,委员会集体讨论同意:把进入看守所看到听到的事情由边民副主任向媒体记者进行简要通报,然后返回昆明集体撰写调查报告。在向媒体进行通报的短暂会议上,我讲完话后记者纷纷发问,集中在“监控录像”“为什么没会见李案相关犯罪嫌疑人”等。鉴于要赶写调查报告,我和委员们没能满足记者们的提问即向昆明赶返。

回到出发时的云南省委,委员会向宣传部提出借用一间办公室用于集体撰写调查报告,龚非处长安排好了会议室给我们后随即离去。在会议室委员们集体回忆一天调查情况,由风之末端主笔,边民、杨之辉辅助分工写作调查报告。委员会的晚饭由王雷开车出去买来米线AA分摊。《调查报告》完成时已是半夜12点半左右了,11个民间代表签名认可,然后向网络进行发布。我本人随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单独录像采访一个小时以上,据说尽快就会播出。

  
 
整个调查经过已经通过集体签名的《调查报告》和各个委员个人发布的文章得到详细的披露。然而,真相是什么?作为调查者,我的怀疑不但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新添了许多。舆论指望我们调查委员会能“破案”,破不了案就失望、愤怒甚至咒骂,不用上网看,如我这样的老网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
“躲猫猫”致死李荞明被证实纯属乌有,警方、检方解释的“瞎子摸鱼”就我而言听到的是单方面的说法,并未从任何一个活着的当事人那里得到证实,甚至警检方连口供笔录“瞎子摸鱼”曾经发生过的书证也没向我们出示一页。要我接受李荞明不是“躲猫猫”而死就是“摸鱼”而死,我没那么弱智,不可能接受。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在这个案件中,不足以支撑逻辑上的要求。用“摸鱼”替代和厘清了“躲猫猫”不等于不会是“骑高高”“俯卧撑”。一切皆有可能。调查委员会要下结论说是某一种,同样荒唐,因为没有证据支持。
查看监控录像、会见嫌犯,均以法律的正当理由把我们挡在了我们认为可能稍微能触碰到案件实质尾巴的门外。当你发现一道门,以为可能通向你想象的地方,结果哐当一声立即关闭;再发现一道,又关闭。这才是真相。
警检方的一些举动令我费解。当各路媒体记者在场的情景下,委员会提出要实地查看监所并会见相关嫌犯当事人,警方并没有拒绝,而是向我们表现出“特事特办”的开放开明姿态,现场就按法律程序向我们演示了一遍完整流程:当场请示,当场批准(我们调查委员会中的昆明市公安局领导批准的),让我们颇感欣慰。请注意,此时此刻检方代表也是在场的,并未发表反对的“检察意见”。
待我们在看守所里(媒体记者未能进入)再次主张已经得到警方批准的会见嫌犯要求时,检察官突然发表反对的“检察意见”,阻止我们的要求。警方领导对于自己作出的决定被否,既不向检察官申辩抗争也不向我们表示道歉,而是欣然接受检察意见。检察官是突然才醒悟到我们的要求不合法,警方的核准不合法吗?如果这样,我们进入看守所本身也是不合法的,他早就可以“检察”。他不检察,是否意味着他也失职渎职了?之前那一场“请示——批准”的表现与现在的“接受检察意见”表现,警方一会主动一会被动,不觉得尴尬吗?至少我没看出来警方的尴尬,一切都那么自然、纯熟,就好像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见惯不惊。内里心惊的是我:不仅我,所有民间委员都太业余,太菜了。具有专业水平的委员也有,检察官、政法委,警官,齐备得很。面对韩副检察长的“检察意见”,沉默,还是沉默。
民间委员们能有什么权力和理由不接受“检察意见”呢?莫非我们应该有更专业的“检察”“侦查”或“刑诉”水准,或者象古代那样,手持上方宝剑,谁挡谁死?

 
关于“监控录像”问题,令我费解的一些疑惑说出来供网友参详。

在晋宁县公安局会议室,我要求:如果有案发当天李荞明所在9号监舍监控录像的话我们想看看。警方的答复是:没有。在看守所里,我方再次提出这个要求,警方的答复有所不同。一是说监舍休息室(卧室)安装有探头,探头位置保密,放风室(活动室)没有安装探头,所以李荞明被害没有监控录像(被害时在放风室玩瞎子摸鱼)。二是说监控录像视频属于保密资料不能提供给调查委员会查看。三是要求调查委员会不要将监舍安装有监控探头的事情说出去(既然不能公开,何必告诉我们?)。

我们发布调查报告以后,由于被采访缠身,半夜3点以后我才得以休息,第2天(2月21日)我才有时间向内行朋友咨询以及搜索相关资讯。有内行朋友告诉我,看守所目前普遍都达到了“全监控”条件,休息室既然有探头,放风室也应该有。

我从《云南信息报》的报道中查到这样一段报道:

农历正月十九(2月13日)那天,晋宁县公安局向李荞明的亲属通报情况,会上“阎副局长”定性李荞明所玩游戏,使用的词语的确是“瞎子摸鱼”。他说,那天他和李荞明的父亲等六七个亲属,获准参加通报会。会上,晋宁县公安局还向他们播放了一段录像,“当时公安方面参加会议的,有‘阎副局长’、看守所所长、朱警官等人,那段录像,主要展示的是李荞明曾在过的监舍、放风场所、卫生间等图像,并没有播放李荞明受伤当时的监控录像,我们都觉得这样子的录像太没有说服力了,疑点太多,就叫他们不要放了。”

我的疑惑一是,有李荞明放风室镜头的录像是如何产生的?是案发前的还是案发后的?既然如果本就是放风室探头拍摄的,警方为什么要向调查委员会撒谎?警方觉得自己正大光明,录像经得起审查所以敢给家属看,怎么就不敢给调查委员会看?(可惜当时委员会不知道曾有过“给被害人家属看录像”这回事,因为这是2月21日的报道)疑惑二是,如果休息室有探头,其录像与案情也关系不直接,因为案发地点是放风室,这种录像保密级应该不高,影响不到目前的侦查办案,为何依然拒绝委员会提看?

有网友主张,调查委员会应当强硬要求查看监控录像或遭到拒绝后应退出调查宣布失败,不再进行另外的调查项目。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警方以合法律理由拒绝,难道委员会应该抗法强行索取吗?谁赋予我们如此特权?调查委员会的授权来自宣传部而非司法机关,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基于“舆论监督”的调查权,跟司法调查、侦查性质完全不同。王雷委员说的“不能凌驾或超越法律”之所以被委员们接受,不强硬坚持非看录像不可,原因正是如此。如果委员会是一个抗法的委员会,舆论又会怎么说?自然是类似“网络暴民”的形容了。这是网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吗?为了追求所谓事实真相、实体正义而不顾程序合法与正义,这只会与现代法治精神越走越远。程序正义优先的观念在网络上很难有市场,我深有体会。比如,他们认为“网民代表”背后是几亿网民,委员们应该就象钦差大臣一样享有超级特权,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吾往矣。他们不明白或不愿明白:此次所谓“网民代表”只是云南省委宣传部认可的云南范围内8个人,司法认可了吗?宣传部有权干涉司法程序吗?甚至,云南网民们认可了吗?一方面说“官方钦定的五毛我们不认”,一方面又说“你们代表那么庞大的网民队伍怕什么怕?”我敢说,只要我们的调查报告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他们就奉你为大英雄。但,如果谁赋予我这样的特权,我只会嗤之以鼻。我不感兴趣钦差或大英雄,我感兴趣的是“公民”二字。说难听点,如果给我们会见嫌犯、查看录像的“法外施恩”特权,我同样要质疑之,而对现下司法制度恐怕只会更加失望。

为什么不这样去想:比如象我一样,委员们通过调查报告先把调查来的东西先尽量完整详细的记录下来确认下来,之后再继续分析判断,而且还以此为契机让全国网民来参与质疑,形成又一轮更强大的舆论浪潮,对逼近真相营造出更大的舆论。这难道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吗?委员会难道宣布了“此事到此为止”?委员会难道认可了“躲猫猫说”或“瞎子摸鱼说”?宣传部公告过这个委员会解散吗?调查报告之后,委员们难道从此就对此事封口了吗?

至少,我的质疑不会结束,我的发声不会停止。而这些,网民们都可以看到。

最后,发布广告:1、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2月21日凌晨1点到2点之间对我进行了未间断式采访。2、中央电视台《法制在线》栏目2月21日晚间21点到22点之间对我进行了未间断式采访。希望广大网民与我共同监督CCTV,看他们敢不敢播出。因为我讲了很多作为一个网民参与调查的真实感想、看法。

 

躲猫猫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发布后,网民普遍感到失望,对委员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批评。质疑,我认为是正常应该的,但有些批评很难沟通。比如:

1、 为什么没有调查结论而只有流水账式的记录?
我认为,没有结论本身也是一种结论。“躲猫猫说”经过实地查看被证明确实不可能发生,警方检方公布的“瞎子摸鱼说”,由于委员会未能得到必要的证据,无法肯定其有,也无法肯定其无,也就是说,既不能接受官方的解释但也无法否定官方的解释,只能存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查报告如何对案件真相做出结论?如果有任何结论,都只能是扯淡,禁不起事实和逻辑的考量。然而委员会又必须有一份答卷,因为网民、媒体乃至宣传部都在等待这份答卷。当然,报告也可以不必当天写出,可以坐下来慢慢写,十天半月才完成似乎更好。在这个过程中,让媒体饥渴、让网民焦虑,非常利于炒作。不时不时爆出一点料,赚足眼球,赚够点击量,“名”背后就是利,这个道理,主任副主任本身就是传媒人士,怎可能不懂?委员中尚有另外几个也是传媒工作者,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然而,委员会毅然选择“必须写出调查报告才能回家”,苦心背后是负责任的态度。有一个网民委员未经许可而在进入会议室之前就自动离开,被发现后,打电话硬是把他叫回来。各人的记忆可能有误差,特别是在看守所里不准录音拍照用电脑,如果不即时集体回忆之后形成真实记录文本,后果难以预料。
有一个记录事实的文本被全体委员认可,之后各个委员个人化、主观色彩的观点看法照样可以尽情发表。而如果要在调查报告里放入统一的观点、结论,被集体认可的可能性想都别想,这份报告必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文本。比如甲委员认为“摸鱼”比较可信,乙委员认为被监内黑恶势力虐待致死可信度高,丙委员认为警方阻止我们看这样看那样分明是掩盖真相,内情必是看守所渎职。

2、 委员遴选程序有弊,说明乃是一场秀甚至是骗局?
没错,幕后推手现在被证明主角是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他个人创建的QQ群里先透露出“组建一个有网民代表参加的调查团去调查一下躲猫猫事件”的意思。原本看来是幸运而现在看来是不幸的是:风之末端,边民,温星都在这个群里,看到这个动议,作为传媒人谁不跃跃欲试?大新闻啊,职业性敏感神经此刻怎可能不被强烈触动?所以我一看见就主动说:我报名参加。风之末端和温星也说报名参加。伍皓说要等正式公告出来后打电话到宣传部报名,初步设想征集四个网民代表。附注说明,伍皓这个Q群人员构成以传媒人士为多,但也有其它行业的,甚至外省的,有伍皓认识的也有伍皓不认识的。公告一出,我们三个自然是抢着拨打宣传部报名电话,从时间上,的确有“开后门”而占了便宜之嫌。至于怎么遴选委员,程序我不清楚。伍皓的确说过先报名的就算是主任副主任这样的话,我并不当真,私下以为这种头衔恐怕会是官方人士出任。
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你们不及时向公众说明你们与伍皓的私交和Q群里优先得到信息?”我以为,这是个人信息,Q群是伍皓的私人群,并不是必须应该公共公开的东西。反正我是在公告发布后进入有效报名程序的,这程序是公共公开的,我说明这个环节就完全没问题。因此,“看到公告后第一时间报名”的说法本身就是事实,而伍皓与Q群的问题与合法有效程序并无矛盾。
从报名、遴选过程看,逻辑上并不能推理出我们三个报名者与伍皓合谋了一个骗局或一个秀。在伍皓还是新华社记者时,我们就彼此互为网友,在本次活动之前,我不觉得这是必须要向网友“交代”的事项。现在群主伍皓自己披露出来,我觉得也没什么。

3、 委员的现实身份被人肉搜索,被质疑为“托”
人肉不奇怪,也无可指责,网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好事。以现实身份是否“体制内”人士来判断是否为“托”,这种理由很荒唐。主任风之末端目前现实身份是云南电视网编辑,据我所知,算是个“临时工”。如果因为云南电视台是“体制内”单位因而该单位的人便自然属性为“体制内”,那么他就是“体制内”了。副主任边民,是生活新报网编辑,这个单位据我所知属于民营资本性质,都市类报纸,如果按报社是“体制内”我也在“体制内”的逻辑,我认为我够不着“体制内”,10个月前的十多年里我都在民营IT企业工作,现在居然“体制内”了,真是霉运当头。
不是“体制内”人就不可能是“托”吗?当然可能。我无法证明我是“托”,也无法证明我不是“托”,有谁知道证明公式,请发一个给我。我只是想说:是否“体制内”人,跟是不是“托”同样没有必然逻辑关系。
至于风之末端与边民这两个ID被人肉出同时出现在一起过,我觉得本次人肉实在质量不够高,何止“曾经一起同时出现”?是经常一起同时出现。现实中本就是熟人,网络上喜欢玩差不多同样的一些论坛,在本地同一媒体上发稿,这已经是存在很久的状况了,云南网民和纸媒读者见得多了。

4、 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调查委员会总共有8名“网民代表”,为什么有的委员这两天并不见在网络上发自己的声?四名来自公安局、政法委、检察院的“司法专业委员”被安排进入委员会,作用是什么?
对警方、检方我连续发帖质疑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很少有网民响应?网络到处都被官方五毛“占领”了?

本案中,警方与检方目前口径完全一致认定“摸鱼说”,并且检方还为警方“背书”信用担保:排除刑讯逼供,排除警方失职渎职。既然广大网民不相信“摸鱼说”,是否应该网络舆论呼吁由异地检察机关介入调查?
或者,由于第一次有“网民代表”参与的调查被司法障碍所限以及“托”“五毛”可能存在于委员中,造成更大的官方信任危机舆论危机,网民们是否应该吁请重组调查委员会再次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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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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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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