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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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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三十多岁,胖胖的脸,不苟言笑,但对我们很好。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秦继朗老师,瘦高个儿,很帅气,也很严厉,同学们都有些怕他。一次早操,大概因为我在走步时心不在焉的望着天,被他叫出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尅了一顿。二年级还没读完,我正在做值日的一个早上,家里来人叫我回去,“你们家要搬走了。”我匆匆收拾了书包,回到家,马车都已经装好了。我就这样连声告别都没有就离开了我的启蒙学校。

回到县城,很久没有去学校报到,因为那是1966年,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被打倒,没有人管我们转学的事。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初中时的班主任朱庚山老师。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我的家乡,连老婆恐怕都是组织上配发的,成份不好,有残疾,又不会做生活操持家务。至今在我的眼前都浮现出朱老师深灰色或黑色的旧棉袄、皱巴巴的中山装衣襟下面露出长长的、高档的白绸衬衫的模样,头上是赵本山那样帽檐已经折得软塌塌的旧帽子,浑身的粉笔灰也懒得去管它。岁月除了留在脸上的深深皱纹,还有略弯的脊背。他的课教得非常好,充实而活泼生动,且善于因材施教,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晚上或者星期天,我们常到他家去玩。

一个星期天,我们围着坐在藤椅上的朱老师聊天,一个同学问起了“外国人怎么叫中国?”朱老师知道我们没有学外语,就笑眯眯的告诉我们:外国人把中国叫“支那”,发音就像“秦那”。我们又问:“秦那”是什么意思?朱老师娓娓道来:中国古代盛产糖,大量出口到西方。西方人吃了中国糖,都翘起大拇指称赞:“甜哪!甜哪!”见了中国人,也是“甜哪!甜哪!”时间久了,“中国”就成了“秦那”。说完,哈哈一笑。我们半信半疑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许多像朱庚山老师这样带着右派帽子的优秀教师,他们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热爱学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在生活的逆境中,依然诲人不倦,传递着文明的火种。在我们考高中时,全县成绩的前十名中,不论语文、政治,还是数理化,都有我班同学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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